2026年7月，一张照片引爆了互联网。
上百名孩子挤在一间报告厅里，整齐排成数列。两边站着照顾他们的阿姨，前方拉着一条横幅。照片由多益网络官方微博发布。而这些孩子的父亲，指向多益网络创始人、自称“中国首父”的徐波。
图源：多益网络发布的百子合照
由于画面超出常识，不少网友一度怀疑照片经过拼接，AI工具也曾给出类似提示。但截至目前，尚无确切证据证明照片经过伪造。
这张照片的公开，源于徐波和前女友汤敬之间的一场财产官司。双方围绕数亿元资金和13名孩子的抚养责任各执一词，汤敬曾发文称，徐波的子女数量已经达到300名。徐波一方否认了这个数字，却在回应中写道：
“从在美国代孕开始，经过多年努力，其实是只有一百多个（孩子）。”
“只有一百多个（完全属实）”徐波方针对孩子数量回应
《华尔街日报》据此报道，中国亿万富翁徐波通过美国代孕拥有超过100名孩子。多益网络再次发布声明，称徐波孩子的总数为100多名，但通过美国代孕所生的“仅有12名”。
无论按照哪一种口径，这样的生育规模，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。
但徐波并非孤例。当全球许多普通家庭因高昂的生活成本推迟甚至放弃生育时，天平的另一端，一些超级富豪们却在以惊人的规模繁衍后代。
全球首富马斯克与四名女性生育了十余位子女，房地产开发商斯蒂凡·索洛维耶夫有22个孩子，Telegram创始人帕维尔·杜罗夫则称，通过自然生育和捐精，他的生物学子女已超过100人。
当巨额财富与生殖技术结合，生育不再只是私人生活的一部分。超级富豪们，正在用大量资金，将“造人”打造成了一条工业流水线。
超级富豪们，
正在“批量造人”
近几年，“Kidmaxxing”一词在互联网频繁出现。
这个词由“Kid”（孩子）和“maxxing”（最大化）拼合而成，字面意思是“把生孩子这件事做到极致”，特指全球超级富豪利用财富和科技手段大规模生育后代的现象。凭借近乎无限的资源，这个极小的群体正在展现出对繁衍惊人的狂热。
俄罗斯超级富豪、即时通讯平台Telegram的创始人帕维尔·杜罗夫与三位前女友共同孕育6个孩子。但这只是他子女数量的零头。
2024年7月，他在Telegram上发文自曝：在过去15年间，除这六名子女外，他还通过匿名捐精，已在至少12个国家拥有了超过100名亲生孩子。
据他所述，捐精最初只是为了帮助一位朋友，后来变成了一种“公民义务”。杜罗夫认为，“健康精子的短缺已成为全球日益严重的问题”，优质捐赠材料稀缺，而自己为完成这一善举感到自豪。
他进一步承诺，愿为37岁以下、希望使用其精子的女性承担全部试管婴儿费用。此后，他又公开声明，所有生物学子女未来将平等分享他的亿万遗产。
这份慷慨的可信度，却遭到了最亲近的人的质疑。杜罗夫的前女友博尔加是一名律师，与他育有三名子女。她公开指控杜罗夫出轨成性、有暴力倾向，曾在公开场合殴打孩子，平日更是对子女不闻不问，甚至不支付抚养费。
杜罗夫与女友博尔加和孩子们的合照
据报道，杜罗夫还计划建立自己的DNA数据库，好让散落世界各地的亲生子女能够找到彼此。此言一出，随即引发了一场关于伦理的巨大争议。
当这条新闻传到了埃隆·马斯克那里。这位世界首富援引成吉思汗的故事（传言其后代有1600多万人），借此调侃道：100多个孩子，不过是“菜鸟级别的数据”。
众所周知，马斯克本人同样是生育狂热的信徒。但他的理由与杜罗夫的“基因慈善论”不同，马斯克直接将生育上升为文明战略和物种存续问题。
他曾多次将生育与人类存亡挂钩，反复阐述生育的紧迫性，呼吁 “每人至少生3个孩子”，并直言“人类的问题从来不是人口太多，而是出生太少”。
而他确实身体力行。据公开报道，自2002年起，马斯克与4名女性共育有14个孩子，平均不到两年就当一次父亲。《纽约时报》报道，在美国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，马斯克斥巨资3500万美元修建了一座由三栋带六间卧室的别墅组成的大型别墅群，专门用于养育这些孩子。
这篇报道还提到，马斯克曾告诉其中一位孩子的母亲，他希望借助代孕，将后代数量扩充到“军团级别”。
马斯克和他的孩子们，图片源于网络
杜罗夫与马斯克的做法，主要引发的是家庭责任和生育伦理争议。相比之下，另一些富豪的生育计划，还涉及隐瞒、诱导以及女性是否充分知情的问题。
美国保险业大亨格雷格·林德伯格因涉嫌电信诈骗入狱。除巨额保险欺诈外，他最受关注的争议，是媒体广泛报道的“激进生育计划”。
据报道，入狱前，林德伯格的团队曾以招募高端模特或公关人员为幌子接近年轻女性，诱导她们捐卵并签署放弃亲权的协议，以此获取孩子。
由此可见，“Kidmaxxing”已不只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，更接近于一种“多生育主义”理念。这些人不仅自己积极生育，还通过社交媒体和采访不断宣扬这一观点，试图影响更多人。
这种理念也在向外扩散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，近些年，美国代孕机构开始出现海外客户的身影。一家生育诊所网络的创始人透露，曾有一名男性表达过想一次拥有200多个孩子的想法；另一家美国代孕机构则称，该机构曾协助一位富有的中国客户填写了一份100个婴儿的订单。
无论出发点是为了满足繁殖欲望，还是确实相信自己是在应对宏观意义的人类生存危机，生育都在变成一场精英阶层的社会运动。
富豪们为何痴迷繁衍后代？
是什么驱动这些超级富豪，以工业化的规模繁衍后代？
对自身基因的优越感，或许是繁衍的最大动力之一。
据《商业内幕》报道，马斯克曾表示，希望聪明人（或者只是有钱人）多生孩子。他的14个孩子，母亲们分别来自不同领域的精英阶层。
马斯克的第一任妻子是作家贾斯汀・威尔逊，第二任伴侣格莱姆斯是独立音乐人，为他生下四个孩子的希冯・齐里斯是Neuralink高管。据齐里斯透露，马斯克曾鼓励她多生孩子，并主动提出由他本人来担任精子捐献者。
马斯克与希冯・齐里斯，图片源于网络
这种自信也体现在别处。马斯克曾将自己在特斯拉的职位名称改为“技术王”；拥有100多个孩子的杜罗夫，则将自己的精子称作“高质量的捐献材料”。对此，《纽约时报》做出精准评论：
“这些热衷繁衍的富豪，像早期宣称拥有神圣血统的国王一样，对自己的血脉抱有崇高敬意，似乎将传播自己的DNA视为对人类的一种馈赠。”
对拥有庞大财富的人来说，孩子不仅是血脉延续和情感寄托，更是一场精心计算的权力布局。
早在2023年，美国法院就已发现徐波通过代孕生育多名子女。徐波在视频听证会中表示，他希望在美国生育约20名孩子作为商业帝国的继承人，并直言“只要男孩”，理由是男孩能接管家业。有媒体报道称，他甚至设想过和马斯克的子女联姻，打造自己的“豪门宇宙”。
孩子既然被视为继承人，多生就意味着风险分散。向太陈岚曾直言，豪门家庭继承人靠的是筛选而非培养，“只生一个”风险极高。只有通过扩大基数，让孩子们在同一个赛道上进行激烈竞争，最后杀出来的那个才是最强者。
在陈岚看来，富豪热衷“开枝散叶”的深层动机，是想在家族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，从而实现某种对永恒的渴望，“谁不想让自己在百年之后，依然被子子孙孙记作家族辉煌的创始人呢？”
向太陈岚讲述相关话题，图片源于网络
从这个角度看，亿万富豪们的心态与古代君王或许并无二致：子嗣是工具，或用来继承江山，或通过联姻巩固江山。
不止是超级富豪，近几年，Pronatalism（即鼓励生育主义）在美国部分硅谷精英和保守派政治圈中迅速崛起，其核心观点是：低生育率正在威胁人类文明的存续，因此必须采取行动提高生育率。
这套说法让“多生育”超越了一时的流行，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。作为主要倡导者之一，马斯克多次公开警告：“生育率崩溃是文明面临的最大危险，其威胁远超气候变化。”支持者认为，如果不扭转人口下降趋势，等待人类的将是经济崩溃、社会加速老龄化，乃至彻底灭绝。
此外，科技的进步，打开了“批量造人”的潘多拉魔盒。
古代君王虽有三宫六院，仍受生理条件限制，子嗣常常求而不得。而如今，IVF（试管婴儿）、胚胎冷冻和跨国代孕等技术及服务，使一名男性可以在同一时期通过多名女性生育后代，胚胎基因筛查则可以筛查部分染色体异常和遗传疾病。
在部分地区，机构还可根据胚胎信息进行性别选择；一些公司也在尝试利用多基因评分预测疾病风险或身高等特征，但其中的准确性和伦理边界一直存在争议。
据《The Information》报道，马斯克使用的多基因胚胎筛查技术，虽耗资数万美元，却能让父母根据期望的基因图谱选择胚胎。而格雷格·林德伯格的卵子捐献者称，他对代孕的要求是“12个金发碧眼的男孩”。
图片源于网络
这些富豪追求的未必是传统意义上的父亲身份，而是庞大的后代数量本身。他们用财富批量定制心仪的孩子，然后将生产、养育等工作外包出去。资金、技术和机构同时介入，生育也开始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差异。
批量造人的背后
当超级富豪们将生育变成流水线，代价并不难看见。
生育工业化，进一步增加了女性身体被剥削的风险。
与男性捐精不同，取卵是一项有创医疗程序。提供卵子的女性，往往要承担明确的生理代价，如激素注射带来的内分泌紊乱、取卵手术的创伤，以及若涉及代孕妊娠，多胎对子宫的加倍负担和各类妊娠并发症风险。
围绕这套需求，代孕市场迅速壮大。当女性的身体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，风险便沿着财富的落差向下传导，低收入国家的女性首当其冲。在监管薄弱的地区，商业代孕还曾出现欺骗、强迫、扣押证件以及涉嫌人口贩运的案件。代孕母亲处在产业链的最底端，往往缺乏充分的知情同意与医疗保障，被胁迫或事后反悔的情况并不少见。
《代孕者》剧照
在这条流水线上，孩子作为“商品”的处境，也让人不寒而栗。不少孩子面临无人看管、甚至无人认领的境地。
《纽约客》曾报道过一对洛杉矶华人夫妇。他们通过多名代孕者生育了二十多个孩子，却没有向部分代孕者充分披露自己的生育规模。后来，一名婴儿因严重颅内损伤入院，二十多名孩子被儿童保护部门带离住所。
有市场分析，代孕行业或存在一定数量的“库存婴儿”，因委托方反悔、法律纠纷或签证问题而无法按时“交付”的孩子。这类数据几乎从未被公开过，而它恰恰指向批量生育中最不愿被承认的一点：当生育变成交易，孩子就可能成为滞销品。
俄乌战争爆发后，全球媒体聚焦于一个令人揪心的场景：在乌克兰基辅的一家代孕机构地下室，至少21名新生儿被安置在地下室的临时婴儿床里，等待委托父母领走。
即便孩子顺利进入委托家庭，数量庞大的生育计划仍会带来另一个问题：
一个人是否有能力为上百名子女提供稳定、持续的陪伴？
在《华尔街日报》的那篇报道中，2023年那场视频听证会上，徐波要求法庭承认他是那些代孕孩子的法律父亲。同时他也表示，自己从未见过那些由保姆在加州尔湾抚养的孩子，因为“工作繁忙”。他说这句话的语气，像在陈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。
图源：《华尔街日报》
法官艾米·佩尔曼对此感到震惊，最终驳回了他对部分子女的亲权申请，理由是这种批量生育行为“超出正常家庭范畴，可能对孩子不利”。
对一些超级富豪来说，孩子可以是继承人，是基因延续的载体，也是“拯救人类”的宏大叙事的一部分。
但对一个具体的孩子来说，家庭不只是血缘、房产和抚养费用。它还意味着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和性格，在生病时陪伴，在放学后问一句：“今天过得怎么样？”
金钱和技术可以不断拓宽生育的边界，却无法批量复制时间、陪伴和责任。
比“一个人最多能生多少个孩子”更值得追问的是：当这些孩子来到世上，谁会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，承担起漫长而具体的养育责任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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